狗吃的进口冻肉哪里买 一个法国人在上海，救了3年流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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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牧羊犬卡巴在浦东国际机场的电梯里煞有其事地嗅着陌生人的拉杆箱，此时，牵着卡巴的并不是机场的安检工作人员，而是开货车送卡巴来机场的侯师傅。
站在侯师傅身边，卡巴的“主人”法国人聂薇娇用带着外国人声调的普通话笑道：“哦，卡巴，你在干什么？你又不是机场的工作犬……”
这天是2019年11月15日，聂薇娇在浦东国际机场的T2航站楼度过了自己45岁生日的最后几小时。
第二天凌晨，她将和卡巴一起从上海途径莫斯科飞往巴黎，卡巴会在那里迎来自己崭新的“狗生”。
“
这些狗从小就跟我在一起，
需要人陪伴。
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常住的外籍人士已经超过了10万人，其中有不少外籍人士也把他们在本国对于保护小动物的热情带到了中国，积极投身到救助城市流浪动物的实践中。来自法国的聂薇娇就是其中一员。
聂薇娇的中国朋友习惯亲切地叫她阿娇，阿娇带着卡巴到浦东国际机场的前一天，她跟平常一样要照顾家里的12条狗吃喝拉撒，还要分4批带着它们出去遛弯。
阿娇的家里并非在阿尔萨斯-洛林有矿，甚至在带卡巴去法国的2个月前，她还失去了在上海一所语言学校教授法语的工作，这让她跟上海这些狗的生活雪上加霜。
阿娇之所以会在家里囤积那么多流浪狗，还是因为几年前一段偶然的经历。
2016年，阿娇在流浪动物救助圈的朋友那里看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条家养走失的狗在闵行体育公园被保安打死了，有人自发去现场悼念这只狗。
当时已经养了一条狗的阿娇也去了悼念现场。
让阿娇出乎意料的是当天那里来了好多来自上海各个地方的居民，甚至还有人从宝山赶过去。
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社会地理学的阿娇觉得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她也通过这个事件认识了很多上海本地的救助人。
没想到本来因为对迥异于法国的上海流浪动物救助圈产生好奇而想要作为旁观者进行“田野调查”的阿娇，“一边研究，一边操作，一边研究，一边操作，然后操作得越来越厉害”，最终因为从小对小动物的热爱而陷入了救助人的角色难以自拔。
之后的3年里阿娇和很多本地救助人一样，她跟朋友组成的救助流浪动物小团体Poppies-garden囤狗的速度远远快于找领养的速度，结果就是除了在外面寄养的狗，阿娇租借的那套二三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塞进了12条小型犬。
说起还在语言学校工作时的状态，工作日的阿娇基本都是在下午才有课，所以她每天上午的时间都用在照顾这一大家子上。
到了双休日排课比较满的时候，阿娇会在休息时间见缝插针坐地铁骑共享单车溜回家遛几条狗，然后再赶回去上课。
阿娇想起那时疲于奔命还要守口如瓶的状态有点无可奈何：“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都不知道我养了那么多条狗，如果他们知道了，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吧，也有人会觉得养那么多狗很脏，会有病毒在身上。”
到了今年的9月，她的这种状态终于结束了。
由于之前工作的语言学校没能为阿娇和其他外籍教师申请成功工作签证续期，因此她失去了在语言学校的工作。这不但意味着阿娇失去了语言学校的收入，还不得不每隔一个月回国办理一次旅游签证才能继续留在上海。
“政府不给我工作签证，是救了我的命。”阿娇深知自己要是长期在上海生活下去，救助流浪狗会是一项无穷无尽的工作。
现在的局面等于是给了她一个限期，她为现在手头的所有流浪狗都找到领养之后就可以无牵无挂地回国了。
其实阿娇也想过，如果在上海真的无法立足了，是不是要把自己救助的这些流浪狗都送到上海附近寺院的护生园里去。
可是一想到护生园里散养着上千条狗，一旦把自己的狗送过去，就很难再找回来了，阿娇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果我是一下子救了100条狗，我当然会安置到护生园那样的地方，让它们至少有安全的生存空间。可我家里的这些狗是一条一条地救助回来的，这些狗从小就跟我在一起，需要人陪伴。如果我把它们送去只有吃喝而没有人遛它们的地方，也许它们中好些会得抑郁症。”
“
做救助的人有很多都是这样子，
我们都骂自己是神经病，
这个不分国籍。
中国有句俗话叫“屋漏偏逢连夜雨”，普通话说得很溜的阿娇未必知道这句话，但她在失业后却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寄养费债务。
9月初阿娇工作的语言学校通知外教工作签证续签出现问题，需要他们在9月中旬去香港办理相关手续，后来发现在香港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要回国后重新办理签证。
在去香港前，她通过一个救助组织找到了寄养狗狗的宠物店，后来由于阿娇与救助组织、寄养狗狗们的宠物店老板娘的沟通中存在误解，使得阿娇欠下了2个月总计5万元的寄养费。
直到11月，阿娇已经支付给了这家宠物店8000多元的寄养费。
由于阿娇希望能够把自己家里和在外寄养的共计40多条狗都能送到国外找领养人，而她又找不到可以替代她办理相关事宜的志愿者，就不得不每隔一个月出境一次，重新办理旅游签证再回到上海。
实际上，阿娇所在的救助群近2年以来在救助流浪狗上已经欠下了15万元的治疗和寄养费用，她本人的信用卡还透支了2.5万元。这些欠费阿娇和她所在的救助群都会逐步还清。
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债务，阿娇和家里狗狗们的生活状态几乎跌落到了温饱线以下。
有的时候真的没钱了，买不起狗粮的阿娇只能给狗买红薯吃。
可是狗狗们吃完了红薯还意犹未尽，会盯着阿娇手里准备自己吃的红薯，这时候阿娇也只能把这最后一个红薯分给狗狗们。
阿娇有时会想，其实应该先让自己吃饱再给它们吃，就好像在飞机上遇到险情，氧气面罩应该自己先戴好再给孩子戴。
可是理智归理智，一旦狗狗们摇晃着尾巴围了上来，用渴望的眼神盯着她，阿娇就没辙了。
甚至于当阿娇把自己家的狗狗送到外国朋友家寄养的时候，还会带上一袋红薯一起送过去。
有时候稍微有点钱，阿娇会在遛狗的途中到便利店买几根火腿肠，也给自己买个三明治外加一罐可乐作为晚饭。
每次她走出便利店的那一刻，狗狗们就像是看到了圣诞老人的孩子，会兴奋地一蹦三尺高，仿佛谁跳得高，谁就能吃到更多火腿肠。
这时候阿娇就会一手牵着狗绳，一手拿着火腿肠，用嘴撕开包装，再咬成一小段一小段分给狗狗们。
8年前当阿娇刚来中国工作的时候，她怎么也不会预料到有一天竟然会因为救助流浪狗而债台高筑食不果腹。
即便生活状态已经如此困顿，当出现新发现的流浪狗时，阿娇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援手。
比如在阿娇失业的9月初，有个认识好几年的上海救助人阿姨告诉阿娇，她平时喂流浪猫的人民广场草地上有一条像是混血西施的流浪狗。
阿娇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前往现场找到了这条乖巧的小狗。
当阿娇把小狗带到附近宠物医院做检查时才发现这条小狗的长毛掩盖了它的两条后腿的问题——从膝盖以下被整齐地砍掉了。
于是阿娇又和救助人朋友们发起了筹款，也联系了救助组织寻找国外的领养人，希望能够给这条受到虐待又乖巧的小狗找到温暖的家。
“做救助的人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我们都骂自己是神经病，这个不分国籍。”阿娇自嘲说。
“
不同的救助人有不同的理念，
我非常尊重他们的做法。
“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救助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但在现实中阿娇却真切体会到了文化冲突，她经常会遇到中国救助人说她不是中国人，所以她不懂救助圈存在的问题。
阿娇并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就不能理解中国救助圈的问题，由于她的学科背景掌握了社会问题研究工具，反倒能够比一般的救助人能更深入地剖析问题的实质。
不过阿娇也承认，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会像她那样去分析救助圈的状态，因此对于救助过程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她也很难找到有效沟通的对象。
比如在流浪狗被救助后的生活状态上，聂薇娇就和另一位上海的救助人、奉贤报恩古寺的住持智祥和尚有分歧，而跟随阿娇去法国的德国牧羊犬卡巴最初就是智祥和尚救助的。
1年多前，智祥和尚从政府相关部门救下了卡巴，由于他的救助基地已经有不少大型犬，因此希望能够有人领养卡巴。当时曾经帮智祥和尚救助的流浪狗找领养的阿娇就这样接走了卡巴。
阿娇觉得智祥和尚基地里的流浪狗虽然吃喝不愁，可是不能去户外活动，这对于大型犬来说是违背天性的。
她不由想起自己十几岁时，在法国曾经养过的那条血统不太纯正的德国牧羊犬是多么喜欢在户外肆无忌惮地奔跑。
德国牧羊犬在上海属于禁养的品种，阿娇猜测卡巴可能是郊区某家工厂养着看门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遗弃了。
当阿娇带卡巴去医院体检时，确诊卡巴有很严重的皮肤病，如果要持续使用抗生素治疗的话，卡巴每个月的寄养和治疗费用可能高达5000元。
在被领养之后的1年里，经过多次治疗，卡巴的皮肤病一直反复发作。医生建议卡巴应该吃低过敏狗粮。可是这对于已经在救助中捉襟见肘的阿娇来说，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中国我买不起低过敏狗粮，承担不了持续治疗的费用，我也找不到有能力并且愿意养卡巴的领养人。”
阿娇觉得卡巴的唯一出路还是找国外领养人。虽然找国外领养人也要经历繁复的程序，支付包括检疫费、运输费等较高费用，但是这些费用是一次性的。
一旦卡巴被国外的救助组织接受，那么后续的治疗费用就不用操心了。
智祥和尚则认为救助流浪动物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它们的生存——如果救助人是使用自己的钱去救助流浪动物，那么给流浪动物提供多好的生活条件都是救助人的自由；如果救助人是使用别人的捐款，那么就应该尽量救助更多流浪动物，而不是在某一只流浪动物身上投入过多的资源。
要把上海救助的流浪动物都送到国外去找领养也不太现实。
然而即便不太现实，阿娇还是在努力地给自己救助的狗狗们找国外的领养人。
11月15日随着阿娇一同去到法国的卡巴，在到达巴黎后又被运送到了位于诺曼底的救助组织的基地，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在救助卡巴的微信群里，阿娇不时会发一些卡巴在诺曼底的照片和视频。
阿娇还告诉微信群里的伙伴，给卡巴体检的法国医生笑称，卡巴的身体年龄是6岁，可是它的心理年龄只有3岁。
这从它在诺曼底的乡间路边自由自在的样子就可见一斑，这也许正是阿娇十几岁时饲养的那条德国牧羊犬的状态。
“不同的救助人有不同的理念，我非常尊重他们的做法。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狗都带到国外去，我知道送去国外并不是解决中国流浪动物问题的根本办法。”
阿娇面对救助理念的文化冲突坦言，她的目的是写一本书，来研究救助圈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现象。
在3年的救助城市流浪动物的过程中，阿娇经历过让她哭笑不得的人际纷争，也遭遇了让她深刻反思的文化冲突。阿娇和Poppies-garden的实践能够让我们又多了一个视角去理解城市流浪动物救助的挑战和愿景。
也许等到国内的动物保护立法更加完善的那一天，阿娇就能在中国找到更多互相理解志同道合的救助人伙伴。
只是不知道那时候阿娇还在不在上海，而阿娇身为一个法国人，在上海救助流浪狗的故事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启迪呢？
这恐怕值得我们每一个热爱宠物的人，去思考。
在阿娇家的门口，
静静竖立着阿娇做的流浪狗领养牌，
照片上的狗狗，
除了有一只感染了狗瘟去了汪星球外，
其他均已被领养，
生活就如下面的照片所示，
非常幸福。
?????
最后，
大家的流浪动物救助理念，
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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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 张弛 / 资深新闻从业者
编辑 & 摄影 | 扬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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