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微子评事业还是家庭这不该是一道单选题 找选题？来看古典小说IP深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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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微子评事业还是家庭这不该是一道单选题
《事业还是家庭？》，[美]克劳迪娅·戈尔丁，颜进宇、颜超凡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30页
早年间在我“博览群书”学习育儿知识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育儿工具叫做“有限的选择”，大意是你要给孩子选项，以让她/他感觉自己有某种决定权，但又不能给太多选项，免得给自己找麻烦。比方说，你可以问孩子：“你想吃苹果还是吃梨？”这就是“有限的选择”。在我孩子一两岁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愿时，我就尝试问她这样的问题。但她没有上钩。她有时会说：“都要”，或者“都不要”。这无疑要增加我们民主协商的沟通成本，但是比起让我自己省事儿，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她能够跳出思维盒子的限制。于是我们会讨论“你想吃什么水果”这种开放式的问题。
“事业还是家庭”就是提供给女性的“有限的选择”。但显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不认为女性应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二选一。这位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她这本关于“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的新书中，是给这趟旅程预设了方向的，她将女性所要追求的平等界定为——事业家庭双丰收以及夫妻间的公平。英文版的主标题是Career & Family（事业和家庭），二者是可以兼得，而不是互斥的关系。
按照戈尔丁自己的定义，她本人也没有实现事业家庭双丰收。事业不同于工作，工作只是为了获得收入，而事业被定义为“持久的、受欢迎的职业”，“这份职业往往能塑造个人的身份”。尽管戈尔丁承认事业是个人的就业理念，志愿者和社区领袖也很伟大，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她还是给事业成功设置了一个量化的标准：“在相同年龄段和教育水平的男性中，收入超过全职全年收入分布的25百分位。”“倘若一名40-44岁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至少相当于一名处在男性收入分布第25百分位的40-44岁男性大学毕业生，那么她就可以被认为拥有事业。”看到这里，我也默默回想了一下我的工资单。但戈尔丁无需怀疑自己，即使在写作此书的时候，她还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作为哈佛教授和知名学者，她毫无疑问地拥有极为成功的事业。
家庭则被定义为“有亲生的或收养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戈尔丁有丈夫和一条狗，但没有子女，所以她没有“家庭”。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则被视为有家庭。这样的定义看似反常规，却也点破了在女性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构成挑战的是母职，而不是婚姻。“你愿意为抚养孩子放弃雄心勃勃的事业吗？如若不愿意，那么谁来准备午餐，接送参加游泳培训的孩子，接听学校医务室打来的令人慌张的电话？”处于这种永远的待机状态的往往是妈妈（毕竟学校的电话也总是首先打给妈妈）。
妈妈们为什么甘心（尽管不无抱怨地）扛起家庭的重责呢？对这个问题的诊断体现了戈尔丁和一些女性主义者（我们在这里对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性存而不论）的不同分析路径。一些女性主义者可能更多地归因于父权意识形态的洗脑、性别文化规范的规训。但戈尔丁认为妈妈们的选择是符合经济理性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她把（白领的）职位分成两类——灵活的职位和贪婪的职位。我们可以在地化地理解为，一种是朝九晚五、可以临时请假的工作，一种是996、需要出差、需要应酬的工作。可以想见，这两种职位类型的报酬和上升空间都有着显著差异。戈尔丁发现，相同学位的男女在刚毕业时收入差别不大，随后，婚育的女性收入被落下，而不婚不育或者婚育之后几乎不休假的女性则大致可以追赶上男人的步伐。
有了孩子以后（甚至从准备要孩子开始），夫妻双方不可能都待在贪婪的职位上，总需要有人顾家，所以妈妈们大都换到了方便承担更多家庭照护责任的灵活的职位，而这样，她们的时薪和升职机会就会低于假设起点一样却不必为家庭牺牲的配偶，并且差距不断扩大。
假如夫妻平分育儿职责，那么意味着双方都不能996，都不能为贪婪的工作卖命，那么家庭总收入就会相对下降。而中产夫妻为了维持一定体面的生活，出于经济理性，就不免会牺牲夫妻间的公平。
那为什么牺牲的往往是妈妈们的事业呢？戈尔丁没有提供详细的解释。我们可以猜测，一方面是多数人遵循了性别文化的惯例，另一方面，多数妈妈们经历了怀孕、生育，可能要休产假，可能要喂母乳的过程，由于分身乏术，在事业的进度条上已经落后于伴侣，难以急起直追，索性退到了更多地兼顾家庭的位置上。
“非升即走”的职位，要求员工在职业早期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职业时钟与生物时钟和家庭时钟交织同步，滴答作响”。无法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升职因而出局的，男女都有，但负有家庭责任的女性比例更高。这就是所谓的“管道泄漏”现象，妈妈们从她们的职业管道中被排挤出去了。“存在更基本的结构性因素阻碍女性攀登事业高峰。”
阻隔前辈女性的是更显性的就读就业歧视。最近的一则新闻是林徽因被追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学位。一百年前，宾大建筑学系不招收女生，所以尽管林徽因修读了建筑学的几乎所有学分（除了两门坚决不让女生修读的课），而且成绩比很多男同学都优秀，她仍然拿不到建筑学的学位。与招生的性别限制同样让今天的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就业的婚姻限制。几十年前，美国的很多学区和公司不聘用已婚女性。1941年，两名在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任教的女教师，因为结婚而遭到解聘。她们提起诉讼，却在1944年败诉。她们上诉，终于在1947年胜诉，但人生中的六年逝去了。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还是存在类似的婚姻限制，虽然限制逐渐松动，但又有“怀孕限制”拦在了女性追求事业的道路上。我们要知道，这些限制不是自然而然消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持续抗争的结果。像林徽因这样的女生，积极谋求在清一色男生的专业中学习，而且在明知拿不到学位的情况下努力取得不逊色于男生的成绩，也是若干年后宾大建筑学系终于解除不招女生禁令的原因之一吧。
今天，这些妨害女性追求事业的阻力，在法律文本和政策规定的层面，看似已经被清除了不少。但是，隐性的障碍仍然存在，工作文化仍然按照一个“无后顾之忧”的男性为模版生成，而负有育儿责任的女性常常被排挤出去。譬如，《自然》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常常在周末召开的学术会议加剧了女性学者的流失。周末孩子不上学，女性学者更经常出于育儿责任而放弃参会，而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提高发表机会的重要场合。这是“管道泄漏”的原因。并非女性不努力，或者能力不胜任，而是家庭分走了她们的时间。
“时间花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果真如此吗？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耿耿于怀家务劳动中“看不见的女人”，家务劳动、情感劳动、认知劳动等等女性耗费了大量时间的劳动，在很多情境下却都是无偿劳动。不仅女性个体每每得不到报酬，而且不被公共话语所承认。
克劳迪娅·戈尔丁
戈尔丁在书中写到了女性经济学家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1934年，里德发表了博士论文《家庭生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最早评估了家庭无偿劳动的价值，旨在将女性的无偿劳动纳入国民收入核算。“女性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里提供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几乎构成了每个公民消费的重要部分。”时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其主要贡献是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算标准化——尽管一度犹豫，但他最终还是将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排除在国民收入核算之外。里德提出过若干种测算照护劳动的方法。“可是库兹涅茨的核算程序一直沿用至今；而这些程序，始终排除家庭和其他方面的无偿劳动。”里德本人不婚不育，却不影响她将学术志业倾注在家庭生产经济学上，致力于女性的家庭内无偿劳动受到认可。
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一出，一些对其专业能力一无所知的吃瓜群众，便言之凿凿戈尔丁获奖纯粹是由于西方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戈尔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独得该奖的女性（以前的女性获奖者都是与他人分享奖项）。她还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1990年）。在她和她之前的年代，女性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和前面提到的建筑学类似，经济学（还有很多别的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一个“厌女”的领域。
有意思的是，一个欧洲保守主义网站将戈尔丁“抹红”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主流经济学者（虽然研究的并不是其中最主流的问题），戈尔丁的主张是如此温和，以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不太能将她视为同志。我们看看自我身份认同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上野千鹤子，她犀利地指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共谋关系，如何将女性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通过剥削女性在家庭内的无偿劳动，来完成社会再生产。但戈尔丁的书里既没有讨伐父权制，也没有批判资本主义。
戈尔丁指出了我们当下仍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已经来到探寻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的时刻……答案是必须改变工作的结构设计。”所以，在她看来，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问题，而是一个结构设计的技术性问题。她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设计来优化。她举出了“药师”的案例。“药师这一职业不仅平等，而且收入丰厚。”
配药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变。从前，私人药房是男药师当老板，女药师当助手，所以行业内男性的收入远高于女性。后来，药房向大企业转型，获得企业净利润的人不再是男药师，而是股东们。药品也更加标准化，还有了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这些变化“使药师能够与广泛的客户合作，药师成为彼此的完美替代者”，“进而，配药业已然成为高度平等的行业。不仅收入可观，而且就算进驻这个行业的女性人数创下纪录，薪酬也并未下降；这与通常认为女性一旦进入某个职业，收入就会暴跌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反差”。
而且对戈尔丁来说，药师的案例非常有吸引力的部分是：“这种转变不需要革命、社会运动或剧变。”她推论，“拥有完美（或接近完美）替代者”是配药行业实现性别平等的成功经验，值得推而广之。
但是，这种经验究竟能多大程度地复制到其它行业？由于从业者彼此可以完美替代而达至的平等，是稳固的吗？戈尔丁的方案并不能令我心安。只要想想，在大学里面，哪怕在同一个专业里面，假设所有老师都可以上任意一门课，在从事研究和指导学生上，我的同事们都是我的完美替代者，那我究竟是离平等更近一些，还是离失业更近一些？假如到了那一天，AI是我们所有人的完美替代者。
戈尔丁信奉技术的决定性力量。比起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引领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喧嚣革命，她更加肯定避孕药的发明和应用所引发的“无声革命”。避孕药让女性得以先立业再成家，但也可能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不过，另一项科技——生殖辅助技术——则有效延长了女性的育龄。这些都助力了女性通向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旅程目的地。
除了寄望于产权和劳动关系重组以及技术革新，戈尔丁还期待企业文化的改变。她批评了让劳动者互斗、内卷、赢家通吃的企业文化。想想那些中年失业的互联网大厂高P，在末位淘汰的竞逐中，没有一个劳动者是安全的。企业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最大赢家。而这也的确是美国的发明物。
“美国从来不像丹麦、法国、瑞典等国家那样，认为照护幼儿是一种社会责任；在那些国家，儿童保育能获得大量补贴，女性劳动参与率也高于美国。”在这样的文化下，戈尔丁没有太多着墨于国家承担起更多照护责任的设想，她说：“让男性参与照顾孩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
这样的温和倡议能不能发挥作用，能不能随着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取得更广泛的共识，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我们知道，不能把一切都推给个人选择。曾任德勤CEO的道格拉斯·麦克拉肯（Douglas McCracken）声称人们“不会愿意为了额外的10万美元放弃家庭和社交生活”。但戈尔丁说：“不幸的是，大家愿意。夫妻公平的代价到底太高了。”如果不从种种层面去改革，而仅仅交给个体去选择，很多夫妻会从经济理性出发，牺牲女性的事业和性别平等。
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有限的选择”。当“事业还是家庭”被呈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选择，那么选择更多投入家庭的女性如果受困于事业不够成功，她就会被认为是咎由自取，反之亦然。“是你自己选的。”给你有限的选择的背后，就是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好比说，我的孩子既不要吃苹果也不要吃梨，她选择要吃蓝莓。当我买了一盒蓝莓摆在她的面前，她尝了一颗觉得太酸之后，我要强迫她把剩下的蓝莓都吃完吗？“是你自己选的。”我们的社会机制对于个体选择有没有容错率？一个妈妈选择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之后，当她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想要复出打拼事业，她还有没有机会？
不巧的是，不少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的书在引进到国内的时候，常常被营销策略缩减为个人选择的指南。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译本的腰封上，醒目地写着：“全职妈妈是一个好选择吗？家庭和职场，女性的最佳选择究竟为何？”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戈尔丁和上野千鹤子，一个是对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场女性的研究，一个是对日本的家庭主妇制度的分析，尽管都憧憬性别平等，但两人的学术立场也有比较可见的差异，结果却都被简化为“事业还是家庭”的单选题。而且被要求作出选择的都是女性。女性真的存在所谓的“最佳选择”吗？在只能二选一的格局里，无论怎么选，都已经是输家。
那么，身为女性，我们能不能既要、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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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戏曲、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公共IP，古典小说无疑是文本成熟度最高、最适宜改编的。
当然，艺术成就最高的那些作品早已被多次开发。
要想在浩瀚的古典小说作品里淘金，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需要先定个坐标，重点“捞鱼”。
唐前短篇文言小说以《世说新语》及《搜神记》为代表，但往往篇幅短小，改编难度较大，可以先放放。
“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唐传奇作品情节丰富、曲折离奇，更适合现代影视作品改编。
宋代市民文化大盛，“说话”艺术大行其道。“宋元话本”通俗有趣，颇为“下沉”，也是影视改编的重要矿藏。
到了明清，小说更是百花齐放，精准选品以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关键。
“唐传奇”应挖尽挖
改编“唐传奇”的影视作品早已不少。
如舒淇主演，根据《虬髯客》改编的剧集《风尘三侠之红拂女》；以及同是舒淇主演的电影《刺客聂隐娘》。
而“唐传奇”中值得改编的作品当然远不止于此。
有些作品本身就更适合改编成长剧，比如王度的“玄幻冒险”类传奇小说《古镜记》。
《古镜记》讲述的是王度从一个叫“汾阴候生”的人手里得到了一枚宝镜，能照出妖怪原形、去除疫病。从此以后，他宦游各地，用此镜屡除妖邪。
王度初拿到宝镜，路宿人家，便照出主人家的婢女鹦鹉乃是老狐所化。鹦鹉辗转嫁人，并不作恶，王度内心十分怜悯。
而后其弟王勣借镜出游，宝镜也能屡屡化险，颇?功效。
该作共有十几个类似的古镜祛灾灭邪小故事，篇幅都很短，整个作品也不算太长。
但其搭设的单元剧框架，设定有趣，结构完整，很适合改编为长剧集。
比如可以改编为以王度、王勣为双男主的单元故事，以古镜除妖为主线，贯穿各个单元故事，并丰富、完善相关情节，做成除妖志怪类剧集。
目前已有同名解谜手游《古镜记》问世，基本只是借用相关概念，影视改编还有很大空间。
再举一个例子，薛调的爱情类传奇作品《无双传》。
《无双传》讲述的是唐德宗年间的贵门千金无双与“青梅竹马”的王仙客之间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
无双之父嫌王仙客寒微，将其遣出长安办事。随后爆发了安史之乱，无双父母因任伪职被处以极刑，无双则被没入掖庭为宫女。
其后，无双被分配到驿站洒扫，偶遇升为驿官的王仙客。但一入宫门深似海，相爱之人无法相守，二人苦苦挣扎，最终无双靠假死脱离宫籍，与王仙客双宿双飞。
这简直是一部标准的大女主传奇爱情剧，只要保留故事核，将情节加以丰富，会是一部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优质古装剧集。
“唐传奇”中的其他作品，如讲述龙女和书生柳毅人神相恋的《柳毅传》、讲述长安名妓霍小玉凄婉故事的《霍小玉传》、讲述裴航与仙子云英蓝桥相约的《裴航》，都是不错的改编蓝本。
这些优质作品的属性更适合改编成电影，但也可以保留其人物或故事核、关键设定，并合理“原创”，填充情节，虽然操作难度相对大一些，但改编为长剧集也无不可。
“宋元话本”打开新世界大门
现今留存下来的宋元话本并不算太多，主要保留在《清平山堂话本》及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之中。
宋元话本除了改编自《西湖三塔记》的“白蛇传”故事以外，影改作品不算太多。比较成功的改编，可能还要追溯到二十几年前的《快嘴李翠莲》，这部剧基本只用了李翠莲“嘴碎”的设定。
再如2019年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实验短片”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改编自《喻世明言》第三十六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宋元话本这块空地值得大力挖掘。
只是宋元话本中多精怪俚俗之事，开发风险与难度并存，但也曲折动人。
比如讲述璩秀秀和碾玉匠崔宁“人鬼情未了”的《碾玉观音》。
该作讲述了貌美的绣娘璩秀秀，被卖入郡王府，却与巧手工匠崔宁相爱。后秀秀被杖毙，崔宁也被发配流放，璩秀秀死后却追随崔宁而去，以魂魄与之相爱。
《碾玉观音》是宋元话本中的代表作。死也要追随真爱的璩秀秀，颇有明代汤显祖笔下“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杜丽娘之风范，是十分动人的女性形象。
而若要改编，则可以避免“鬼魂”的设定，比如改为死后成为精怪之类，人妖相爱也是可以考虑的。
再如保存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定山三怪》，文中的三个妖怪骷髅将军、斑斓虎怪、红兔精或许不能照搬，但红兔精（红衣女）与崔衙内之间的人物情感关系以及红衣女的背景、人设相当精彩，可在符合原作风格的基础上丰富故事情节，大胆改编。
宋元话本多喜描述人妖相恋的故事。
比如保存于《醒世恒言》中的《红白蜘蛛》，红蜘蛛与白蜘蛛姐妹二人幻化为人形，姐姐红蜘蛛日霞与郑节使成亲的故事与《白蛇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现存还有不少宋元讲史话本，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等等。
这些作品当然都带有演义性质，并非正史，但毕竟有古人原著“背书”，可以助力开拓历史剧新方向。
只是讲史平话的内容泥沙俱下，又比较“难啃”，要想改编需要下一番功夫。
“明清小说”继续捡漏
明清小说是影视开发的“富矿”，大家都争相下场，竞争相当激烈。
但明清小说里还是有很多开发较少的“宝藏”作品。
明清小说的题材类型十分丰富，才子佳人、公案、讲史、精怪、神魔，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因而可供改编为古装爱情、悬疑探案、古装志怪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
其中，长篇章回体小说尤其适合改编为剧集，而且还有不少IP价值较高的作品，鲜少被开发。
比如清代李雨堂的《万花楼演义》，讲述的是跟“杨家将”及“包青天”同一时空的另一位英雄人物狄青的故事。
狄青的知名度相对较弱，但也有一定群众基础。再加上杨家将和包拯的“友情客串”，只要注意历史民族问题，还是一部比较适合影改的长篇小说。
再如明万历年间罗懋登撰写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该作品是在《西游记》问世后，“跟风”创作的长篇神魔小说。原作的艺术水平当然远远不及《西游记》，甚至有些平庸，但全文描述了数十个海外国家，包括比较写实的苏门答剌、爪哇、古俚等地。也有虚实结合的如金莲宝象国、宾童龙国。
整个框架很适合进行“二度创作”。
同时，该作品本身带有较强的超现实色彩，将郑和下西洋与神异妖怪相结合，就像《西游记》也是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西行之事进行神话式演绎。
若改编这部小说，则既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古人原著保驾护航，若处理得当，还是大有可为的，乌尔善继《封神》《异人之下》系列之后开的新坑《郑和下西洋1:沧海幽冥》，就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和弘扬“一带一路”精神结合了起来。
再如讲述顺天府尹施世纶结交江湖人士、屡破奇案的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
施世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标《唐朝诡事录》中的苏无名，名气谈不上多大，但是让他做个古代版“柯南”是个不错的选择。
之前已有TVB欧阳震华主演的《施公奇案》以及范明主演的《新施公案》，这两部剧改编得相对保守，反响也都比较一般。
若想符合当下市场需求，需要做比较大刀阔斧的改编。
比如改编为施世纶探案的单元剧集，但案件可以改编甚至替换为更高质量的悬疑推理故事，打造成有古典小说蓝本的快节奏古装悬疑探案剧集。
明清的才子佳人、婚姻爱情小说也是遍地开花，有不少值得改编的佳作。
当然，改编时需要调整部分设定，以符合当下的认知和审美。
比如《醒世姻缘传》中的转世轮回，不能直接照搬，可以用类似重生、梦境等方式转化；《儿女英雄传》中安骥一夫二妻的设定，虽不违反当时的社会环境，但会影响当下观众的共情。
短篇小说则适合改编为电影，或挑选合适的单篇整合为单元剧集。
《聊斋志异》改编得太多了，不妨在其他短篇小说集里再寻觅一番。
如清代文人袁枚的《子不语》、瞿佑的《剪灯新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等等。
《子不语》书名取自“子不语怪力乱神”，顾名思义，该书可以作为《聊斋》的“替换装”，其中如《三姑娘》《紫姑神》《医妒》等篇故事比较精彩，但不以诡异猎奇为追求。
该书整体风格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风格相仿，故事性更强，作为“清初三大家”之一的袁枚文学功底也是相当有保证。
如果说志怪小说还是存在一定改编风险，那像包括《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在内的“剪灯三话”等作品，题材内容则相对广泛，只是多少有些艳史糟粕，但也有好内容，比如《翠翠传》《秋香亭记》等写乱世爱情之作。
以上所举只是古典小说的沧海一粟，古典文化博大精深，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更是浩如烟海。
故而仅以其中数篇为例，抛砖引玉。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典小说一定是IP改编的重要源泉。
只是开发古典小说，不能陷入“拿来主义”，重要的是汲取古典文化精粹，充分、合理发挥创造力，做符合当下的真诚表达，才能改编出优质影视作品。
【文/云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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